“浙江有礼”是浙江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局，推出的省域文明实践创新品牌。其成功实践，关键在于构建了一个系统集成、精准施策的治理与运行体系，实现了宏观战略与微观行为、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有效贯通，鲜明体现了“系统性”谋划与“精准化”施策的有机统一，为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

一、“浙江有礼”省域新时代文明实践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

“浙江有礼”实践的深入展开，依赖于一套环环相扣、协同增效的系统化做法，确保了实践方向的正确性、实践过程的整体性以及实践效果的可持续性。

（一）构建系统化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协同机制，确保实践高位推进

1.战略锚定与愿景传导。“浙江有礼”实践从启动之初就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和省级部署，将其深度嵌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总体框架之中，成为展现“重要窗口”和“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图景的标志性工程。通过省级纲领性文件（如《关于推进“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的实施方案》），将“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清晰可衡量、可分阶段考核的具体目标体系，例如设定到2025年“有礼指数”达到95分以上、文明好习惯养成率90%以上、社会诚信度96%以上等量化指标。

2.政策协同与项目转化。通过系统化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库，将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行动。例如，“孝心车位”项目在全省范围的推广，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孝”道的当代弘扬，又精准切入了老旧小区“停车难”这一民生痛点，实现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民生实事解决的双赢。“爱心食堂”项目则聚焦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养老服务需求，通过推动养老服务优质共享，让“老有颐养”成为“浙风十礼”中“亲有礼”的生动注脚，体现了精神富裕与公共服务提升的有机结合。

3.机制保障与闭环管理。在实践中，浙江构建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办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并持续完善了“浙江有礼”指数综合评价体系，定期对各地市的实践成效进行动态监测、评估和发布。这套评价体系不仅关注结果性指标，也关注过程性努力，形成了“目标设定—项目实施—绩效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管理，驱动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改进工作。

（二）打造统一的品牌身份与清晰的权责分工体系，凝聚实践合力。

1.品牌融合与形象塑造。针对以往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可能存在的品牌多元、标识分散、公众认知模糊等问题，“浙江有礼”明确将其提升为全省域文明实践的“总品牌、总抓手、总载体”。通过设计统一的视觉识别系统（如标识、口号、宣传片等）和制定系统的传播策略，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高强度、一体化的品牌推广，迅速提升了“浙江有礼”的公众辨识度和心理认同感。此举有效避免了资源分散和内部耗散，形成了强大的品牌聚合效应，使“浙江有礼”成为浙江省精神文化建设的鲜明符号。

2.角色明晰与分层落实。建立了权责清晰、分层负责的执行体系。在省级层面，由省文明办发挥统筹协调、指导推进的核心作用；在市县层面，依托已全面覆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担起结合本地实际进行项目化落地、资源整合和特色创新的职能；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则依靠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作为直接联系群众、组织开展活动、收集反馈需求的前沿阵地。这种“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层层传导的机制，确保了上级部署能够一竿子插到底，基层创新也能及时向上反馈，实现了管理效能的最大化。

3.社会协同与伙伴共建。创新性地引入“城市合伙人”、“文明单位共建”等机制，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公益团体等社会力量以“合伙人”身份参与“浙江有礼”品牌共建。例如，金华市通过“空间换资源”等方式招募了大量社区合伙人，参与社区公益服务空间的运营；“浙有礼”小程序平台采用“政府搭建基础设施、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商户和消费者广泛参与”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并通过适当的补贴激励，有效降低了公众参与门槛，构建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文明实践生态圈。

（三）推动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与生活化转化，促进价值内化

“浙江有礼”实践通过三项核心做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转化为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与自觉追求。

1.推动行为准则的场景化与精细化。其核心是创新提出“浙风十礼”行为体系，将宏大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日常行为指引。例如，“餐有礼”体现为使用公筷公勺和“光盘行动”，“行有礼”要求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排队保持“一米线”。这种将抽象要求落细、落小、落实到具体生活场景的方式，显著降低了公众的认知与践行成本。

2.注重教育引导的多元化与渗透性。通过编纂地方读本、开展机关“夜学”、结合传统节日组织文化活动、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等多种渠道，持续对“浙风十礼”进行宣传阐释。如温州市龙湾区的“国学载礼来”有礼课堂项目，面向不同群体开展礼仪教育，旨在通过持续渗透，潜移默化地涵养居民文明素养。

3.强化典型示范的常态化与可及性。通过建立健全“浙江好人”“最美浙江人”等评选宣传机制，并创新设立“好人工作室”，为榜样人物提供持续发挥作用的平台。例如，苍南县的“中国好人”在景区讲述故事，“松山青年工作室”助力乡村振兴。这些来自身边、可亲可学的生动榜样，增强了价值引领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四）强化数字化赋能与组织化动员的双重支撑，提升实践效能

1.数字平台的智能化与便捷性。充分利用其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优势，打造了“志愿浙江”“浙有礼”小程序等一体化智慧文明实践平台。平台除了基本功能，更朝着“智慧治理大脑”的方向演进，尝试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洞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需求偏好，实现服务资源的智能匹配和精准推送，变被动等待“人找服务”为主动的“服务找人”。

2.组织网络的广覆盖与高效能。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传统，依托覆盖全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阵地体系和超过2300万人的注册志愿者队伍，构建了一张扎根基层、深入末梢的实体组织网络，确保了即使在数字化手段难以完全覆盖的区域，文明实践活动也能有效触达。例如，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大型赛会服务保障、社区日常巡逻帮扶等方面，组织化动员展现了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数字“线上”平台与组织“线下”网络的深度融合，形成了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互为补充的实践格局。

3.供需匹配的精准化与资源优化。数字化平台与组织化网络的结合，实现了文明实践供需双方的高效、精准对接。一方面，群众可以通过平台便捷地获取服务信息、提出需求；另一方面，实践主体（如志愿者组织、公共服务部门）可以通过平台和组织网络，快速调动资源、响应需求。例如，绍兴黄酒酿造技艺传承人通过“非遗工坊+电商直播”模式，在线展示传统技艺，既实现了文化传播，也带动了产品销售；杭州市清波街道的“爱心冰箱”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消暑饮品。

二、“浙江有礼”省域新时代文明实践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经验

“浙江有礼”的实践探索，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凝练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宝贵经验。

（一）坚持系统观念，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

“浙江有礼”的成功，首要经验在于其坚持了系统思维，构建了一个上下贯通、双向赋能的实践体系。省级层面通过清晰的战略愿景、统一的品牌规划、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了坚实的“顶层设计”，确保了实践不偏离方向、资源不分散耗散。与此同时，它并非“一刀切”的僵硬执行，而是充分尊重和鼓励基层的首创精神，为市、县乃至社区、村庄留下了充足的“创新空间”。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规范引领与“自下而上”的活力迸发相结合，使得“孝心车位”“车间发言人”“礼润新昌 • 节气有礼”等一大批源于基层、贴近地气的“微创新”项目得以涌现并推广，最终形成了“一盘棋”统筹下“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二）注重精准施策，推动价值引领与行为养成的有效贯通

“浙江有礼”深刻把握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避免了“空泛说教”和“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和“行为引导”。其最突出的经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宏大的“国家叙事”，通过“浙风十礼”这一载体，精准地转化为与每个公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个人叙事”和“行为指南”。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口号翻译，而是基于对当前社会文明现状的精准研判和对群众接受心理的精准把握，选择最具代表性、最易引发共鸣、最可能取得突破的行为领域进行重点引导。通过持续的场景营造、行为示范和习惯养成，让价值理念在反复的实践体验中逐渐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自觉，真正实现了“知行合一”。

（三）强化数字赋能，促进技术优势与组织传统的深度融合

在信息化时代，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一个重要课题。“浙江有礼”提供了将技术优势与传统优势深度融合的范本。它没有用数字化手段完全取代传统的组织动员，而是让两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数字化平台（如“志愿浙江”）以其高效、便捷、精准的特点，解决了大规模志愿活动管理、供需信息不对称、服务资源调度优化等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升了实践的“智慧”水平。而强大的组织网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体系和志愿者队伍）则确保了实践活动的深度、广度和温度，特别是在应对复杂情况、提供人性化服务、凝聚社区共识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线上”与“线下”、“虚拟”与“实体”的深度融合，构成了“浙江有礼”实践能力的核心竞争力，为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高效组织社会动员提供了新思路。

（四）创新激励机制，保障实践活动的内生动力与可持续性

文明实践要避免“一阵风”，关键在于建立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浙江有礼”不仅仅依靠行政推动和道德呼吁，更注重构建一套融入日常、激发内生动力的激励机制。例如，引入“有礼指数”对地区文明程度进行量化评估和排名，形成了地区间相互学习、良性竞争的“比学赶超”氛围；探索将个人的文明行为（如志愿服务记录、好人好事）与社会信用体系、积分入户、公共服务优待等权益进行适度关联，让“有德者更有得”；设立“微创新基金”等，对基层涌现出的优秀实践项目给予资金扶持和推广宣传。这些机制创新，旨在将外在的文明要求逐步转化为个体和社区内在的、自觉的追求，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从而为文明实践的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

“浙江有礼”省域文明实践，是一次以系统思维谋划、以精准策略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实践。它通过构建协同联动的顶层设计、塑造统一清晰的品牌身份、推动价值理念的具象转化、强化数字与组织的双重赋能、创新可持续的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做法，成功探索出一条使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入中心工作、嵌入社会生活、深入人们心田的有效路径。其核心经验在于始终坚持系统性与精准化的统一，实现了战略引领与群众参与、统一品牌与特色实践、价值导向与行为养成、技术赋能与组织优势、行政推动与内生激励的深度融合。这一实践范本，不仅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更广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与启示。